在一個各種宗派信仰混雜之處，只消一瞥其職業統計，往往便會發現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此一現象在天主教的報章與文獻4及德國的天主教會議席上一再引起熱烈的討論，那就是：在近代的企業裡，資本家與企業經營者，連同熟練的上層勞動階層，特別是在技術上或商業上受過較高教育訓練者，全都帶有非常濃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5。不只是信仰宗派之別與國籍之別相一致之處，也就是與文化發展程度相一致之處，就像德國東部地區的德國人與波蘭人之間那樣，而是幾乎舉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於其興盛時期裡大展手腳、按其需求而致使人口在社會上產生階層分化而職業上產生結構分化之處——而且情況越是如此，就越是明顯地——在宗教派別的統計數字上顯現出這種現象來。誠然，在近代大型工商企業裡，基督新教教徒在資本擁有6、經營領導與高階勞動上的相對優勢人數7，亦即相對於新教徒佔整體人口的百分比來，他們在此等事務上的超高比率，部分而言要回溯到歷史的成因上8，而且可以推溯到遙遙的過去，在其中，屬於何種宗派似乎並不是經濟現象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倒可說是其結果。要從事上述這些經濟職能，部分是以資本擁有、部分是以所費不貲的教育為必要條件，多半是要兩者兼備，而現今則非得是遺產繼承者或是某種程度的富裕人士不可。昔日帝國的許許多多極為富裕的、受惠於自然與交通且經濟上最為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大多數的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紀時皈依了基督新教，而此事的後作用力如今仍使基督新教徒在經濟的生存鬥爭裡受惠不已。那麼，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歷史問題：經濟上最為發展的地區為何會對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強烈的傾向？答案絕非如我們一開始所想的那麼簡單。誠然，自經濟的傳統主義裡解放出來似乎是個重要的契機，此一契機必然強烈支持了懷疑宗教傳統與全面反抗傳統權威的傾向。然而，其中必須要考慮的一點，也是如今往往被忘懷的一點是：宗教改革的意義並不在於消除教會對於生活的支配，而毋寧在於以另一種形式來取代原來的支配形式。的確，舊有的是一種極為鬆弛的、實際上當時幾乎讓人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情況下不過是形式上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人們所能想見的最為廣泛的程度、深入到家庭生活與公開生活的所有領域裡、對於整體生活樣式無休止地苛責與嚴陣以待的規律。天主教教會的支配——"懲罰異端，但寬容罪人"，以往如此更甚於今——如今仍為呈現徹底近代經濟面貌的民眾所服膺，如同十五世紀末世上所知最為富裕、經濟上最為發展的地區的人們之服膺於它那樣。喀爾文教派的支配9，如其於十六世紀施行於日內瓦與蘇格蘭，十六七世紀之交施行於尼德蘭大部分地區，十七世紀施行於新英格蘭以及一度於英國本身，對我們而言，是教會所能施加於個人的統制裡最令人無法忍受的一種形式。當時舊有的城市貴族的廣大階層，不管是在日內瓦或荷蘭或英國，感受正是如此。出現在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宗教改革者所加以非難的，並不是教會對於生活的宗教支配太多，而是太少。到底為什麼，當時正是這些經濟發展最先進的國度，而且，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在這些國度裡正是當時經濟上崛起的"市民的"中產階級，會忍受那種史無前例的清教的專制暴政（puritanische Tyrannei）？不只如此，還為了要替其辯護而發展出一種英雄主義？就這樣一個市民的階級而言，英雄主義還真是空前絕後聞所未聞的，就像卡萊爾不無道理所說的，這是"我們最後的英雄主義"10。 然而，進一步來看，重要的是：或許如我們所說，在近代經濟裡，基督新教徒於資本擁有與領導地位上佔了較重的分量一事，如今部分而言必須理解為這不過是他們在歷史傳襲上平均較有利的財產條件的結果，但另一方面，種種現象顯示，因果關係無疑並非如此。在這些現象裡，稍舉幾例便可明白：首先，不管是在巴登、巴伐利亞或匈牙利，一般確實可見的是，天主教徒的父母通常給予其子女的高等教育的種類與新教教徒的父母所給予的大異其趣。天主教徒在“較高的”教育機構的學生與畢業生裡的百分比，整體而言遠遠落後於天主教徒在人口裡所佔的比率1，此事在很大的程度上或可歸因於上述遺產繼承的差別上。不過，在天主教徒的畢業生當中，從近代的，特別是為了技術研習與工商職業做準備且一般而言為了迎合市民的營利生活之故所設的特定的學校——諸如實業高中、實業中學、高等小學——畢業的百分比，同樣也明顯遠遠落後於新教徒11，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預備教育卻是他們所偏好的。此一現象是上述方法所無以解釋的，而相反，此一現象本身卻必然足以說明天主教徒較少從事資本主義營利的緣故。不過，更加引人注目的一個事實，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何天主教徒較少參與近代大工業的熟練勞工階層。工廠大幅度地從手工業的子弟那兒補充其熟練的勞動力，也就是讓手工業為其準備勞動力，並在準備完成之後將之交付給企業，而此一眾所周知的現象在基督新教徒的雇工身上遠比在天主教徒雇工那兒本質上強烈許多。換言之，天主教徒的雇工顯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業裡的強烈意願，所以比較多成為工匠師傅，而基督新教徒則相對較多流入工廠，為的是在這兒佔有熟練勞工層與工業經理層的高階位置12。在這些事情上，因果關係無疑是這樣的：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以及特別是此處經由故鄉與雙親家庭的宗教氣氛所制約的教育方向，決定了職業的選擇與往後的職業命運。 在德國，天主教徒較少參與近代營利生活一事之所以如此突出，正是因為這與自古以來13且於今仍是的那種經驗背道而馳。民族上或宗教上的少數者，作為「被支配者」而與作為「支配者」的另一個集團處於對立的情況下，由於其自願或非自願的被排除於政治上的有力地位之外，通常特別強力地被驅往營利生活的軌道上，而他們當中最具天賦的成員，由於在政治活動的舞台上毫無用武之地，故而試圖在這方面滿足其名利心。在俄國與東普魯士踏向經濟繁榮發展的波蘭人，很明顯便是如此——情形與他們作為支配者的加利西亞14地方相反——還有在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的休格諾教徒、英國的非國教派與教友派教徒15以及——最後但非最微末——兩千年來的猶太人，也無非是如此。然而我們在德國的天主教徒身上卻看不到一丁點這樣的作用，或者至少沒什麼顯著的事實，即使是在過去被迫害或僅只被寬容的時代裡，不管是在荷蘭或在英國，他們也和基督新教徒相反，並沒有顯現出什麼特別突出的經濟發展。實情反倒是這樣的：基督新教徒（尤其是後面特別要加以詳究的某些教派），不管是作為支配者階層也好，作為被支配者階層也罷，也不論是作為多數者或是作為少數者，在在展現出一種走向經濟理性主義的特殊傾向，而在天主教徒身上，無論他們是身處這樣的或那樣的地位，過去跟現在都看不到同樣的傾向16。因此，生活態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須從宗教信仰的恆久的內在特質當中來尋求，而不是單只求之於其一時所處的外在歷史—政治情況17。 重要的是，首先我們或許應該研究一下，宗教信仰的種種特性裡到底是或曾經是哪些要素導致了前述的那種態度傾向，並且部分而言至今仍在發揮作用。從表面的觀察且從某些近代的印象出發，人們可能會試圖為以上的對立做如此的定式化：天主教較強烈的「超塵出世」（Weltfremdheit）、其最高理想所顯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導致其信奉者對於此世財貨不大感興趣。此種推論事實上也相應於現今普受歡迎的對於兩個宗派的評判模式。基督新教這一方利用此一觀點來批判天主教生活樣式的（真實的或所謂的）禁欲理想，而天主教那一方的響應則是指責「唯物主義」乃是由基督新教所帶來的整個生活內容的世俗化所造成的結果。有個當代學者相信，兩派對於營利生活的態度所顯示的對比，應做如此的定式化：「天主教徒……較為平靜，較少營利欲；比起危險、刺激但可能帶來榮耀與財富的生活來，他們偏好盡可能的安定生活，即使收入少一點。俗諺謔云：要不吃得好，要不就睡得穩。在眼前這個事例上，基督新教徒偏愛吃好，天主教徒寧願睡穩。」18事實上，在德國當代對教會較不關懷的基督新教徒裡，以「想要吃得好」來描述其生活動機，儘管未必盡然，但至少部分而言是正確的刻畫。然而，事情在過去可就大不相同：英國、荷蘭與美國的清教徒如眾所周知，正是以「俗世享樂」的正對反面為其別具一格的特色；而且誠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這個正對反面對我們而言正是其最重要的一個性格特色。不只如此，例如法國的基督新教長久以來即具有被烙印在各地的喀爾文教會，尤其是烙印在信仰鬥爭時代的「十字架下」者身上的性格特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保有此種特色。雖然如此（或者，如我們後頭還得提問的，或許正因為如此？），眾所周知，新教教派乃是法國工業與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擔綱者之一，而且在倖免迫害的小規模範圍裡至今仍是如此。如果生活樣式裡的這種嚴謹與強烈無比的宗教關懷可以稱之為「超塵出世」，那麼，法國的喀爾文教徒不論過去與現在至少都像諸如北德的天主教徒一般的超塵出世，後者對天主教的切心投入無疑已達世上無一民族可與比擬的程度。二者以同樣的方式各自與國內占支配地位的宗派分道揚鑣：法國的天主教，在下階層裡是極度生活享樂，其上階層則是徑直敵視宗教，而德國的基督新教如今欣欣然融入俗世的營利生活裡，其上階層則是異常宗教漠然19。再沒有什麼比這種比較更清楚地顯示出，以如此混沌曖昧的觀念，諸如天主教（所謂的！）「超塵出世」、基督新教（所謂的！）唯物主義的「俗世享樂」以及諸如此類的許多觀念，在此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而且既不符現今情況，至少更不切合既往的過去。然而，如果硬是要利用這樣的觀念來進行討論，那麼，除了上面的說明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現象自然而然會引發如此的想法：一方是超塵出世、禁欲與宗教虔信，另一方是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二者的整個對立難道不是反而有著一種內在的親和性（Verwandtschaft）？ 事實上，從非常表面的關鍵契機出發，已經清楚顯露出，基督教虔信的最深沉內在形式的代表者裡，出身於商人圈子的數目有多麼大。特別是，虔敬派20的最熱切的信奉者裡不可勝數地是來自此一出身。人們或許可以設想，這是內在不適應商人職業的天性對於「拜金主義」21的一種反動，而且確實如聖方濟22及其他許多虔敬派教徒那樣，改宗者本身往往如此主觀表述其「皈依」的始末。同樣的，一個顯然常見的現象，亦即有那麼多大規模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直到羅德茲23為止——是來自教士家庭，或許也可以被試圖解釋成對於青少年時期的禁欲教育的一種反動。然而這樣的解釋方式碰到以下情況可就不靈光了，亦即：當練達的資本主義企業精神，與貫穿並規制整體生活的虔信的無比強烈形式，同時著落在同一個人与群體的身上時。並且，這並非零星個案，而是在歷史上佔有重要角色的基督新教教會與教派的整個集團獨樹一格的特徵。特別是喀爾文派，舉凡其登場現身之處24，便顯示出這種結合。在宗教改革的擴張時期裡，喀爾文派（如同其他任何新教派別）很少在任一地區與某一特定的階級相結合，然而特色獨具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典型的」是，法國的胡格諾派教會裡的改宗者當中，修道僧與實業者（商人、工匠）卻特別為數甚伙，尤其是在迫害的年代裡25。西班牙人早就知道，「異端」（die Ketzerei，指尼德蘭的喀爾文教派）「提振了商業精神」，而佩蒂爵士26在其有關尼德蘭資本主義興隆的原因探討裡，便得出與此完全一致的見解。戈泰因27指稱喀爾文教派的分佈地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28，實有其道理。於此，我們當然也可以說，這些分佈地大多發源於法國與荷蘭的經濟文化，而這兩國經濟文化的優越性才是上述狀態的關鍵所在，或者說這也是因為流放的重大影響以及與傳統生活關係撕裂所致29。然而，在法國本身，如同我們從柯爾伯特的奮鬥當中所得知的30，即使是在十七世紀，事情還是如出一轍。奧地利——不消說其他國家——便時而直接引進新教的製造業者。只不過，並不是所有的新教派別好像都一起在這個方向上發揮同樣強大的作用。喀爾文教派在德國似乎也強力發揮了此種作用；比如「改革派」這一宗31，在烏伯塔32，如同在其他地方，相較於其他宗派，似乎更加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例如比起路德教派33，不論就大體而言或就各地情況來說，特別是在烏伯塔，此派的推進作用儼然可證34。至於蘇格蘭，巴克爾和英國詩人特別是濟慈35都強調了此種關係36。更加醒目顯著而只消稍加提示一下就行的是，在新教諸派裡，其「超塵出世」如同其財富在在為人所稱道的那些教派，特別是教友派與門諾派37，無不是宗教的生活規制與事業精神的最強盛發展兩相結合在一起。前者在英國與北美所扮演的，正是後者在尼德蘭與德國所扮演的角色。在東普魯士，儘管門諾派教徒絕對拒絕服兵役，但由於他們是工業不可或缺的擔綱者，腓特烈·威廉一世38也只得聽任了事，這只不過是許許多多眾人皆知、足以見證此種勢態的事實之一，只是有鑑於這個君王的性格，這應該是最強而有力的一個事證。最後，在虔敬派信徒身上，同樣可以看到強固堅定的信仰與同等強盛發展的事業精神與成果的兩相結合，這也是無人不知的39——光是想到萊茵河地區和卡爾夫40一地的情形便已足夠。因此，在這僅止於大體初步的描述裡，無需再堆砌更多的事例。因為，這少數幾個例證已經全都顯示出一件事：「勞動的精神」、「進步的精神」，或人們傾向於歸諸新教所提振起來的精神，並不能被理解成現今通常所說的「俗世享樂」或「啟蒙主義」之類的意義。路德、喀爾文、諾克斯與沃特41的早期基督新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進步」實在沒什麼關係。現今連最極端的宗教家都不想加以拒絕的現代生活的整體層面，是昔日的基督新教所正面敵視的。因此，如果說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徵與近代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某種內在親和性存在的話，那麼我們好說歹說也不能試圖由其（所謂的）多多少少唯物主義的或當然是反禁慾的「俗世享樂」當中去尋求，而毋寧應從其純粹宗教的特性當中去尋求。孟德斯鳩42提及英國人時（《法意》20：7），說他們「在三件重要事情上遠比世上其他民族都要來得先進，那就是信仰、商業與自由」。那麼，他們在營利領域上的優越性——連同（屬於另一關聯層面的）他們對自由政治體制的運作特質——會不會是和孟德斯鳩所稱許他們的那種虔信程度有所關聯呢？ 當我們如此提出問題時，一連串可能的關聯，儘管隱約蒙，立刻浮現在我們眼前。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清楚地把這些飄浮在眼前的模糊關聯扒梳條理出來，儘管所有的歷史現象裡無不隱沒著如此淘之不盡的形形色色。為此，我們必須跳脫開至此一直運用的含糊不清的一般概念，並且致力於深入探究歷史上出現的基督教各門各派裡的那些偉大的宗教思想世界的固有特徵與相互間的歧異。 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必要對一些事加以說明：首先，是關於我們試圖做出歷史解釋的對象有何特性？其次，是關於什麼意念使得我們在這個研究範圍內得以做出此種解釋？